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对中国有巨大利益
今年以来，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开始引起广泛讨论，尤其是该问题与产能过剩相关联，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
张斌博士对中国贸易失衡的历史数据进行了非常深入和完备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建议。郭凯博士从全球的视角以及长期的历史演化角度，论证了严重的贸易失衡对国际经济乃至政治关系的巨大影响，并展示了二战结束以来的自由国际贸易体系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依赖于许多协调和运作机制。其中，恰当而明智地处理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是这些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不能把总体上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视为理所当然，实际上，它正在遭受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维护这样的国际经济体系具有巨大的利益。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完全不同的。
郭凯特别提到，鸦片战争与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有关，这一经济视角的论述是富于启发性的。从一些资料的记载看，当时在全球范围内，美洲的白银供应出现了重大问题，亦即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流动性危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出现了严重的“美元荒”。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鸦片贸易开始繁荣起来。
贸易失衡的趋势性分析
张斌将贸易失衡分解为周期性部分与趋势性部分，就趋势性部分而言，他提出了很多优秀的分析；郭凯所展示的全球贸易平衡的变化，特别是中美之间贸易平衡的对称局面，实际上更多是对趋势性因素的描述。
关于贸易失衡问题，从趋势性的角度来讲，公认的原因是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储蓄率过低。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归纳，贸易失衡总是可以考虑为储蓄过剩。如果检查与储蓄相关的统计数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当前的美国而言，特别是在疫情结束后，住户部门的储蓄率相对疫情前出现较大的下降；在中国，疫情后储蓄率在总体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这种事实很可能是成立的。而在欧洲许多国家，这一变化并不很明显。因此，从储蓄来解释贸易失衡的趋势性变化，是一个十分便利的角度。在这一意义上，修正失衡最重要的办法，便是中国人要扩大消费、美国人要增加储蓄，这几乎是这几十年来宏观经济研究者标准的建议。
之所以提到这一建议，是为呼应此次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些重要举措。例如文件关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表述、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公共服务制度的表述等。从长期来看，它们对提升中国的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都会起到积极的影响。
贸易失衡的周期性分析
我们如何理解周期性的差异？在这一层面上，我觉得张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技术上可以进一步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在2012年之前，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存在明显的低估，并且接近固定汇率制；而在2016年至2023年8月，人民币则进入了相对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汇率制度的差异，对于周期性的贸易平衡和资本流动等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如此重要的制度性变化如果不加考虑，直接去估计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可能是有问题的。
在这个基础上，特别是在汇率相对自由浮动的条件下，在观察国际收支失衡时，必须将其与汇率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将问题分析清楚。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即贸易顺差的扩大可能伴随着汇率升值，也可能伴随着汇率贬值，而这两种不同的组合背后的解释体系有很大不同。
最近这一轮贸易顺差急剧扩大，实际上可以分解为两个阶段：一段是2018-2021年，一段是2021年至今。
之所以做这样的分解，是因为2018-2021年我们面临的是汇率升值伴随贸易顺差扩大的情况，其背后的因素是中国竞争力的提升。而2021年以来的贸易顺差急剧扩大伴随着汇率贬值，其背后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房地产调整等导致的国民经济周期下行，另一因素是大量的直接投资流出。
大量的直接投资流出与国际地缘政治密切相关。2021年以来，ODI相对FDI这一领域流出较大，尽管有美元加息的影响，但是地缘政治也是其中很关键的因素。
再如，对于2015年以来这一轮贸易顺差的解释，也可以进一步推敲。在2015-2017年间，全球经济明显改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贸易盈余却在下降。对此，无论解释为中国经济增速的上升还是全球需求的下降，都是说不通的，因为全球需求实际上在扩张。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在钢铁、煤炭、水泥、化工等领域推行了强有力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政策，再叠加经济自发进行的去产能，使总体供应能力收缩。供应能力收缩便相当于需求扩张，使中国贸易盈余下降，整体价格水平和盈利水平都有所提升，总体经济增速减缓。
因此，观察周期性的贸易失衡，要从需求的角度，汇率的角度，同时从价格和增长结合的角度看问题。观察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压力与汇率，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清楚地分析其究竟是由资本流动驱动还是由需求波动驱动，来自于供应端还是需求端。
对于2005-2007年之间的那段分析，大多数流行的分析只解释了小部分的因素，而大部分的因素在流行分析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考虑。例如，张斌将2004-2007年我国贸易顺差急剧扩大的原因解释为美国需求的扩张，但是对于这一论述的重要反证是，2005-2007年美国PPI整体都在下降，这与美国需求扩张的叙事是相悖的。这也进一步说明，看待周期性贸易平衡需要更加全面的视角，即把三者结合到一起。
制造业的三个事实
最后，我想承接郭凯的讨论，他的讨论很有高度和视角，有宏阔的历史眼光。中国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三分之一，几乎等于七大工业国的总和。中国工业产出增速维持在5%-6%，位居全球第一，而且占比还在快速上升，这是第一个事实。
第二个事实是，一国无论具有多高的经济管理水平，都无法避免总需求或者总供应的波动，二者不可能永远严丝合缝地对接。而供求之间的波动即会形成缺口，缺口将通过贸易盈余的变化反映出来。
第三个无法避免的事实是，作为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中国的贸易盈余波动必然会对其他国家形成外溢效应，而这种外溢效应容易在其他国家导致政治上的反弹，这种反弹可能削弱对当前国际自由贸易制度的支持。而在根本上，这并不符合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利益。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可以尽量熨平总需求的波动，但是不可能将其完全消除；可以尽量使汇率波动更加自由以实现平衡，但是即便汇率自由波动，考虑资本流动等因素，贸易失衡仍然无法根除。中国可以依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或双边机构，做好政策沟通和协调，也可以利用WTO的平台维护自由贸易制度，但是，要缓和国际压力，仍然要直面贸易顺差问题。
中国需要考虑一些临时性贸易管理措施，并配合鼓励资本跨境流动的措施，正如19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所显示的那样。
中国自己管理贸易与进口国管理贸易的区别在于：如果由进口国管理贸易，施加进口配额或开征关税等，这些政策很难逆转。政策一旦实行，在情况变化后，将没有足够强的政治上的动力去扭转它。而如果由中国自主发起贸易管理政策，它便具有足够的弹性，如果政治压力消失，就可以随时调整政策。
此外，管理贸易可以通过配额来实现，如果实行进口配额的拍卖，形成的收益将由进口国政府所有；如果实行出口配额，形成的收益将归出口国所有，尽管最终的高价格都是由进口国的消费者承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