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多重要？当前发展实体经济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作为实体经济重中之重的制造业，又应如何进行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保持着9%以上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这背后除了大量的投资，还有人口的红利，以及在这40年中保持非常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改革开放后的四个十年中基本保持在4%左右，甚至更高。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能达到GDP增速的一半以上，意味着这个国家基本上是高质量发展国家。在过去的40年里面，有三个十年是4%以上，长期的增长速度是8%或者9%。
进入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经济数据有所回落。截止到2018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这几年时间降到2.1%，但也有一些估测是降到2%以内。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如果未来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保持2%或者3%的增速，实现50%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那么长期增长就可以保持在4%、5%。为什么到了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经济增速降下来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几乎或者接近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这可能是最大的背景。一个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能够相对容易地实现技术变革与规模经济，同时在过程中生产组织方式会有很多变化，这也就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2012年前后，中国基本上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当前，我国制造业产值基本已经占到美国加欧盟的总和，或者说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相加的体量。这种情况下想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就变得困难，讨论中国实体经济的时候，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未来高速增长的来源是什么？这一点也是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前景产生分歧最重要的地方：乐观者认为中国还可以再实现一个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传统观念则认为，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在服务业占主导之后，全要素生产率都会降下来，中国也很难成为一个例外。
实体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
在思考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我自己更愿意用一个挑战性的观点来看：与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相比，我们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底层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让我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还会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反转，比2%还要低一点的数字也许会反弹到2.5%或者3%，长期增长率能够达到5%左右，这样到2035年不管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都能实现翻一番，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关于上面提到的挑战的观点，它的底层逻辑在什么地方？就是与实体经济相关。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包括很多人说的再工业化的可能性，数字化转型，前面李礼辉行长提到的数字要素、数字经济、数字技术，任何一个产业或者行业，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再来一次。这个过程中是更高质量的产业升级换代，也叫再工业化，还可以称为产业互联网。这带来大量的投资，还有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会。但是在美国或者其他工业化国家，他们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并不具备这样的要素，制造业已经占到美国11%的经济总量，GDP的11%是制造业，而我国现在还有27%左右，因此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前置条件和空间是相对开阔的。
与此相关的还有新基建，5G、6G，包括未来大量的新基建投资，为未来的数字经济服务，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
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是全球最大的，保持一定的工业体量，这样在未来其实是可以有一定的全要素生产率继续保持高增速的可能性。
最后一点往往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碳中和。碳中和对应的是未来40年左右，可能高达数百万亿级的投资体量，其背后是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会带来大量产业变革、技术变革和模式变革的可能性。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之一就是提升中国经济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工业化时代的高速增长、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以及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其实还是能找到对应增长来源，通过这些来源和潜力的挖掘，最终实现相对较平稳、可持续的、质量较高的发展。
如何实现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与投资率之间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这是根据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发展做的时间序列分析。在美国已经做过的大量研究分析显示，美国横截面上不同的县和州，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也是正相关关系。暂时不讨论因果，这给我们的启发是，如果在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拉动经济增长，那就需要比较高水平的投资率。这也是过去历史上若干个国家与经济体在不同时期的经典事实给予我们的启发。未来如果不能保持投资强度，这种情况下谈经济总量翻一番或是保持合理增速就无从提起了。
中国在过往一直保持非常高的投资强度，而且投资强度集中在某些节点行业，这些节点构成的链条互为上下游关系，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活动，把各个行业连在一起。如果一个点或一个行业最为密集，则表明这个点有很多行业与之相关且有显著的经济交互关系，这种行业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能给中国经济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基本是从比较稀疏到非常密集的状态。待2023年新的投入产出表公布，密度比较高的行业所处的位置或者行业的名字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本身反映了中国经济产业变迁的底层逻辑。
在过去，中国模式的成功节点主要密集分布在哪个行业？过去20年，房地产行业是节点行业，因为它带动了上下游大量产业崛起、市场主体崛起。高铁也是一个节点行业，高铁本身的投资回报虽不高，但是其社会回报很高，因为它是处于节点位置的一个行业，投资高铁带来的变革与溢出效应会影响周边行业，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的倍数效应。中国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以有为政府、顶层设计、产业政策为支撑，这使得资本回报低于社会回报的行业一旦高强度投资后，其产生的外溢效应对总体经济将形成巨大的拉动作用。如果单纯看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投资、高铁投资，公众普遍觉得效率不高，甚至有资源浪费的情况，但它本身带动了上下游大量的市场主体的出现、带来了经济交易可能性的出现。
这是区别于美国增长模式很重要的一点，美国的资本回报是比较低的，资本本身没有太大的动力对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这虽然有益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福利效应是正向的，但根本上没有动力，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投资。什么是未来的节点行业？或者在未来怎么去找到这个路径？聚焦实体经济将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有怎样的拉动效应？这些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会形成轨迹，形成回答路径答案的过程。
未来驱动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动能在哪里？在有一定强度的、甚至稍微适度超前的投资聚焦的领域。这个过程会带动上下游大量的新兴市场主体以及新的商业可能性，最终形成新的生产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有几个关键点需要考量：第一点，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形成的1.6亿市场主体非常重要，如何保护这1.6亿市场主体，让他们有充分的活力和信心迎接未来；第二点，对未来的技术变革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要以问题为导向，对问题认知要保持高度的清晰，顶层设计层面才不会无的放矢。
把政策和资源配置更多地集中在一个领域，是新的经济发展格局，也符合国内大市场或者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现实。当一个国家人均GDP上升时，外贸依存度对应就会下降，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过去都没有摆脱的规律。2006年至2007年，是整个中国外贸依存度最高的时期，进出口加在一起接近GDP的70%，而现在只有35%，18%的出口，17%的进口，1%的GDP是顺差，而美国是逆差。事实上背后折射出一个规律：114万亿的经济实体还有38%-40%的产品是让外国人消费的，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市场能够承受这么大的中国制造，所以最后还是要考虑本国市场。因此如何投资，如何再建设一个统一且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或者逐渐走低的国内大市场，是未来亟需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与美国在GDP结构上的差异主要是消费。我国集中在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占GDP的38%左右，美国是67%左右。到2035年，当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均GDP达到现代化国家水平时，居民消费率很可能比现在高出20个百分点，服务消费所占比重很可能大幅提高。现在的消费构成中，48%是用来购买商品的，52%是购买消费的。到2035年如果这个数字变成60%，甚至66%、67%，变成2/3的水平，那么未来很大的消费领域、消费来源，以及产业变革的可能性将会发生在服务领域。这也将催生大量的如医疗健康服务、教育服务等高端服务业。这一点可能是未来考虑实体经济发展的时候需要关注的事情，因为服务业里面有很多是实体经济。
此外，研发也很重要。因为中国需要再工业化，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创新，因此基础研究就变得非常重要。中国现在的研发强度大概达到了全世界现代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单独看数字，如2021年研发为GDP的2.4%，相当于100元GDP里面有2元是做研发的。在日本，这一数字是3%以上，韩国、以色列等国基本在4%以上，美国很长一段时间是3%以上，最近降到2.7%、2.8%，因此我国目前的强度还略有不够。1995年前后我国研发投入占比仅为0.5%，但好在一直呈线性上升的趋势。未来增加研发强度将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十四五”纲要里也有具体描述和部署。
二十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做了更具体的分析，对未来的界定更加明确，其中也特别强调了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本身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关联？高质量发展需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解决关键问题、节点问题，而共同富裕就是一个节点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会找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全新路径。按照经济学分析来看，人均收入分配的基本预测应该是倒U型的，随着GDP增加，收入分配先上升后下降。但中国目前无论用什么方法测算都是正U型，因为还没有到U型的最顶点，还没有走下行通道。这一点在2021年有好转迹象，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大约为2.56倍。这是未来很重要的节点问题，因为中国发展质量要高，就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现在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最低的，如2020年农业GDP为7.7%，金融行业为8.2%，但农业消耗了24%的就业人口，金融行业仅消耗8.2%，可以看出生产率差异是非常大的。因此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农业人口市民化非常关键，这也会带来大量的商业机会以及技术变革的可能性。
未来变化与消费者信心
面对未来，最大的变化聚焦在哪些领域？又是什么在决定新型的文明形态？其一是能源，其二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强度、方式以及规模体量。工业文明时代是化石能源电，人与人的互动是电报。而现在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能源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此外还有元宇宙，如数字身份、数字世界等也会发生很大变化。是否意味着进入新的投资高峰时代，这对未来产业结构及实体经济，对未来中国的经济演进将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看待这个过程也要回归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在过去一段时间成功的要素在于政府+市场的方式，投资节点行业带动大量的市场主体，最终取得了目前的成功，面对未来也是这样的思路。
在当前社会普遍缺乏信心的情况下，要用更积极的方式把信心换回来，把庞大的消费者群体的信心买回来，才是未来财政政策力度规模的决定因素。
来源：财经杂志（2022.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