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最近欧美都在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导致的出口倾销，并采取了加征关税的贸易限制措施，您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化解这种“产能过剩”争议？
徐林：这的确是一个比较困难复杂的话题，各方面对此肯定会有不同看法和立场，我也只能说说我个人的理解和看法。
以我的了解，其实欧美并不是第一次提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我记得早在七八年前美国就提出过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问题，认为中国钢铁等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干预，难以通过市场出清实现供需基本平衡，存在依靠政府补贴延续企业生存，并对外倾销产品的问题。
但是，当时中美两国之间关系还算正常，还能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正常的工作讨论，而且中国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引导一些过剩产能通过海外布局进行部分消化，且中国产品的出口并没有对欧美企业构成实质性损害，所以并没有导致中美之间实质性的贸易纠纷。实际上经过若干年的调整，中国市场也通过兼并重组甚至破产，逐步实现了产能过剩行业的市场出清。
这次在新能源领域美国和欧洲老调重弹，地缘政治背景有很大不同，相关方国内的政治议程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在新能源领域，比如风光发电设备、动力和储能电池、新能源汽车等，中国不仅有足够的产能，而且在新产品研发、产品品质、产品价格、技术创新等方面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对欧美等相关产业构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
中欧美本来应该围绕气候变化的技术产品和服务进行深度合作，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但如此高尚的目标和任务，都不能阻止欧美对中国新能源技术和产品采取行动，说明欧美从产业界、政府、议会甚至民间，都可能存在某种政治力量，希望采取限制性贸易措施有效应对中国的所谓“新能源产能过剩”，以及他们认为的基于产能过剩的出口冲击，尽管很多国家并没有这方面的产能和技术。
他们在采取加征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时，简单武断地把原因描述为支撑中国产能过剩的政府补贴导致的市场不公平竞争。对最近采取加税措施的美国、欧盟、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来说，他们确实需要从国际贸易规则中找到合适的借口，从而不降低其自身贸易保护行为的道德底线。
作为新能源赛道上的投资人，我们持续关注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和投资机会。我们十分清楚，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产能和技术积累，是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双重需求牵引而形成的，特别是中国领导人提出“双碳”目标后，国内加大了可再生能源替代和传统产业减碳的步伐，风光发电设备、电动汽车制造业发展迅速，国内风光发电装机容量、电动汽车销售等都快速增长，名列全球第一。
在因果关系上，并不存在新能源产业先有过剩产能再有被迫扩大出口的过程，而是在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求过程中形成的产能，其中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促进了新能源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和成本的迅速下降，对新能源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大大降低了欧美和中东等国家和地区推进绿色低碳能源转型、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
至于新能源行业是否真正产能过剩，是一个需要从专业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认真回答的问题。考虑到市场上国内不同厂商之间竞争激烈度的演变、价格和利润的波动幅度和历程，我个人认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确存在过剩产能，这也是业内企业共同的看法。
以光伏产业硅料价格为例，我们两年前在投资青海丽豪半导体时，硅料价格每吨高达30万元，我们在分析时，预计价格会很快下降到每吨7万元左右，但实际情况是下降到每吨4万元，从而使这个领域的很多企业陷入了亏损，这毫无疑问是产能过剩的结果，效率低、成本高的企业不得不关门停产。
即便是光伏领域的头部企业，在降价的同时，也不得不积累大量的库存，不少企业因此陷入亏损的困境。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但如果超过一定程度，无疑会加剧市场竞争，导致价格剧烈波动，同时也会加快市场出清，这是当前新能源产业领域正在发生的现象。但不能因此否认中国新能源产业过去十几年快速的技术进步、成本下降和竞争力提升，无论从动力电池安全性能、能量密度、续航里程，还是光伏发电组件的电能转换效率和发电度电成本等，都能看到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领先优势，我认为这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具有竞争力的根本。
最近媒体报道的美国First Solar在美国股票市场上的表现相当不错，市场估值已经超出了中国光伏领域市值第一的阳光电源的估值。据说原因是这家公司开发了钙钛矿光伏电池技术，但就该公司的技术和产品看，它生产的光伏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大概在25%左右。
这个技术指标并不比国内同行水平高，因为我知道国内隆基绿能、天合光能、爱旭股份等的主流量产产品都达到了这个水平。爱旭股份的ABC技术已经可以使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7%左右，并已具备量产的能力，隆基绿能的钙钛矿和晶硅技术结合的产品，转换效率也超过了27%。
当然，也有人说First Solar之所以取得很好的业绩，也得益于美国政府对新能源领域的补贴政策。
在全球新能源领域，我相信中国新能源企业都明白，全球市场不可能只有中国企业是主要玩家，有日本企业、韩国企业、欧美企业等各国企业共同参与，相互之间进行充分而公平的竞争，将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并进一步降低成本，使得绿色低碳能源的可及性进一步提高，这将大大促进全球能源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对这一点，中国新能源企业的心态应该是开放的，市场也应该是开放的，这可能也是中国市场对美国特斯拉开放的重要原因。
当然，欧美等国通过提高关税阻碍对中国新能源产品的进口，有可能加剧中国新能源市场出清的强度和速度，短期内会对部分中国新能源领域效率更低的企业造成额外的生存压力，但这也将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最终会有利于促进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和成本进一步降低，产业集中度也会进一步提高，产业组织结构会变得更加高效合理，竞争力或许会更强。
我去年曾经在上海参观国际汽车展，这是中国政府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转段后的第一次大型国际车展，来了不少国际汽车巨头的高管。我发现，不少外国朋友围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展台，非常仔细地考究参展车型的各种细节，拍照记录，这让我感触很深。从他们的眼光中我的确看到了过去不曾看过的一丝敬佩和些许焦虑的复杂组合。
有意思的是，这次美国、欧洲包括土耳其等采取的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加征关税措施，并不是在已经发生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对其自身同类产业构成实质性冲击或产业损害的前提下，完全是一种事前的预防性贸易保护措施，具有很强的政治含义，这在过去是不常见的。所以，可以不客气地说，如今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制造业不同名目的贸易保护措施，的确玩出了新花样和新水平。
至于如何应对目前针对中国新能源领域的贸易保护行为，站在中国政府的角度，不做出回应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如何合理有效地你来我往，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更全面的理性考量，并据此做出不同的应对。
作为WTO成员国，尽管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已经被大大弱化，但WTO依然是化解国际贸易纠纷的重要平台。我们既然支持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就应该利用WTO的贸易争端机制去打官司，这可以理解为规定动作。
其次，我觉得还是应该与欧美和土耳其等国政府，就此话题展开认真的讨论和谈判，即便是美国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征收100%关税的措施，我也不主张中国采取完全对等的关税措施来进行报复，毕竟中国对欧美有持续的贸易顺差，中国政府应该以更高的姿态通过谈判来寻找出路，尽可能化解欧美国家的主要关切和担忧，努力保持稳定健康的贸易关系。
除此之外，中国对欧美可能也需要实行不同的策略，毕竟欧洲对新能源汽车征收的关税，在关税加征计量上还有一套说法，特别指出这不是惩罚性关税，不像美国直接征到100%的惩罚性水平，表现更像是一种政治敌对态度。因此，我们与欧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通过谈判找到出路。
过去几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经验告诉我们，靠你来我往的贸易摩擦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美国更多关注的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过去日美贸易摩擦时日本的做法和经验，比如通过谈判主动限制某些对方特别关注的产品的出口规模等，或许值得我们研究并尝试，虽然不一定会有积极结果。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去在应对国际贸易纠纷方面的想法和做法，都还不够成熟，需要不断在摩擦中历练，因为我相信今后这类问题只会越来越多。
在这样一个相对于过去来说不太友好的外部经营环境下，作为对冲手段，国内的应对措施方面也应该有所作为。
中国应该继续加大国内风光发电设施和储能设施的建设，加大国内需求对产能的消化，在特大城市完全取消对新能源汽车的摇号等限制措施，加快新能源车对传统燃油车的替代，这不仅有利于加快可再生能源替代和能源领域的碳中和进程，还有利于尽可能多地在国内消化过剩产能。在新能源领域，中国有条件和市场空间更多推进以内循环为主，但需要政府营造更健康有利的发展环境。
再就是中国政府需要通过鼓励企业出海而不是简单出口，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欢迎中国产能的欧洲和美洲国家或地区，推动产业链分散布局和出口市场多样化，以化解部分国家对产业链韧性和供应链安全的担忧，也为当地经济和就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只有通过出口加出海的国际化经营模式，中国企业才能在自身竞争力基础上，稳定自身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否则就只能眼睁睁地丢失国际市场份额。政府应该为龙头企业的出海布局，提供包括资本出境等方面更加便利的出海条件。当然，在出海布局时，政府也应该协助企业做好国别风险尽调，尽可能避免投资风险，减少投资损失。
Q2：国际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起了很大作用，您觉得这类地方政府驱动产能扩张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徐林：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体制性问题，解决之道也不会那么简单。
我们都知道，中国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的相互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按照香港经济学者张五常的说法，中国地方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各地为了吸引有商业前景的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新兴产业，一般都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优惠待遇，也就是所谓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做得比较成功的地区的政策甚至会作为传奇样板，被媒体广泛报道并被其他地区效仿和学习。
这些政策包含的内容各不相同，但一般都会涉及各式各样、规模不等的政府补贴，包括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股权投入、地方留存的税收返还、设备投资补贴、厂房租赁补贴、电价优惠等，以降低企业落地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
由于中国内地有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660多个城市、2800多个县，有条件的地区政府如果都这么做，毫无疑问会在一定程度上驱动整个国家在一些特定领域的产能建设和产能过剩。目前比较热的低空经济领域，也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苗头。
有趣的是，如今欧美等西方国家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领域也在采取类似的做法。有人说是模仿中国，其实不然。过去，欧美围绕航空工业一直有政府补贴纠纷，美国政府的隐性产业政策其实也是分门别类，并不少见，只是政府补贴的做法有所不同。对此，国内外学者都有过研究。
最近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女士在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演讲，涉及拜登总统推行的美国新供给侧经济政策模式，也就是说美国目前也在通过某种程度的政府作为，试图在基础设施、研究开发支持、投资补贴激励、提高关税或制裁等措施的支持下，重建美国在一些领域的制造能力和领先能力。
美国政府的这些做法似乎给更多中国地方政府树立了新的“国际榜样”，目前要说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放弃这一做法似乎难度更大。如今和地方政府官员、一些学者去讨论这些问题，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美国也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其他国家也在这么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么做？
但是，我们必须严肃地看到我们自己持续这么做的巨大代价，有时候别人这么做不见得是我们也这么做的依据。一些地区通过补贴建立的产能可能会由于产能过剩加剧最终倒闭或破产，从而导致政府公共投入的损失、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政府债务的累积，甚至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挤占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的投入，导致老百姓的福利损失。如果政府继续将大量的财政资源用于各类投资而不是用于百姓的公共服务和福利，要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是难以实现的目标。
要真正解决这类问题，不太可能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采取所有投资项目的投资和布局都由中央计划部门批准的做法。我个人觉得比较现实的做法：
一是由中央政府制定一些约束地方政府提供产业补贴和竞争性招商引资的基本规则。毕竟，大量补贴形成的产能过剩不仅可能导致贸易纠纷，也会损害国内产业发展的生态，助长地方保护和产业过度竞争。形成一个基本规则，会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地区间的公平竞争和合理分工与协作。
二是鼓励通过市场行为进行兼并重组，由具有优势的龙头企业收购一些业内企业，而不是通过新建产能扩大规模、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
对于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来说，真正需要进行严肃思考和总结的是：相比于上述政府支持和补贴政策，我们是不是还有更有效、更少扭曲市场和妨碍公平竞争的办法，或是更少导致贸易纠纷的办法，来促进中国供给侧的结构升级、高质量供给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其实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有一些系统的实证研究。
Q3：据我们了解，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四年，中央政府已经开始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前期研究，您曾经在发展规划领域有着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参加过从“八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等多个五年规划的编制，我们都知道外部环境对新的五年发展影响重大，您觉得新五年规划面临的外部环境应该如何评估并应对？
徐林：今年已经是“十四五”规划的第四年了。从媒体上看到，中国政府的确已经开始进行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前期研究，我的老东家国家发改委已经公开招标一些重大课题研究。按照过去的惯例，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国家发改委就应该研究提出“十五五”规划的基本思路，为中共中央研究起草新的五年规划建议提供前期综合研究。
我个人在职业生涯中参与过多个五年规划的编制，每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都具有挑战性，但也极具意义，是全面分析、形成思想、统一认识的过程，对我个人来说是令人兴奋的工作，是一个全面分析并认识中国发展方方面面的难得机会，任何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会受益匪浅。我认为新的五年规划的编制，难度应该是非常大的，主要是因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也更复杂了。
在2026—2030年，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地缘政治环境可能会前所未有得复杂，国内经济也处在调整和复苏的艰难阶段，也就是说可能变得更具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需要规划者在错综复杂的变量中厘清发展的思路、战略、导向、重点和举措，难度当然不小。
从外部环境看，地缘政治变局特别是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都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我国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对中国来说，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关系是核心，而且正变得日趋激烈复杂，未来走势影响深远，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中欧关系。
美国今年底会产生新一届政府，最近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两位候选人第一次辩论时的表现看，特朗普的表现似乎更好一些。不过在我看来，不管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都只可能变得更加激烈，不太可能有所缓解。
我记得美国人曾警告中国不要试图影响美国大选，其实他们应该知道，中国对美国大选结果完全没有必要有自己的任何偏好，因为对了解美国国内政治的人来说，一般都会认为，他们两位候选人不管谁胜出，对待中国的立场都是确定的，所以中国根本就不需要去影响美国大选。
中国真正需要做的是深入研究两位候选人当选后的政策倾向和可能采取的不利措施究竟会不利到什么程度，并尽早准备必要的应对措施。“十五五”规划似乎应当对此有所分析和谋划。
不久前我去日本出差，在与日本政商界的一些朋友交流时，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也持类似的悲观看法，考虑到中日关系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中美关系，因此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也不太看好，加之中日关系还受历史因素、钓鱼岛争端等因素的牵制，关系转好的障碍并不少。
但是在中美日益激烈的博弈过程中，中美双方的战略和政策制定者，也有可能会根据过去几年的博弈过程和博弈结果，进行更全面的分析，采取更为理性的姿态来修正各自过于偏激的策略，尽可能减少损失，避免双输的不利局面。前提是双方的决策者都要有一些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更激烈的博弈和对抗对双方都可能是弊大于利的。
总的说来，未来五年将是一个观察并塑造中美大国博弈关系的关键时段，五年时间或许还不够促使双方找到中美博弈的“纳什均衡”。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立场已经取得一致，总体上已将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挑战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敌对国家。因此，我相信未来美国政府和媒体还会明里暗里制造更多新的话题，在国内不断渲染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和挑战，通过贸易限制、投资限制、技术管制、单边制裁、多方位脱钩，甚至军事冲突等极端手段，对中国经济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设置新的障碍，系统性进行遏制，甚至拉拢其欧亚盟国共同采取行动，以赢得在一些特定领域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挤压中国的战略和生存空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基本判断。
最近从媒体看到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谈论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的专业限制问题，认为中国留学生不能去美国学习理工科，而只应该被允许学习人文学科。美国国务院官员属于外交官，外交官已经把话说到了这种程度，实际上充分展示了美国政府已经由过去遮遮掩掩地遏制中国，演变成今天挑明了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对华立场。
美国如今对中国敏感到了如此程度，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有一次在钓鱼台参加国家发改委和美国国务院年度战略对话时，与当时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工作午餐时的交流。我记得这位助理国务卿和我说，美国认为中国国家竞争力上升很快，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说的竞争力包括基础设施网络的现代化水平、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水准特别是理工科学生的规模、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他特别强调在高等教育规模上全世界只有中国可以和美国比肩，但中国理工科学生的比例高于美国。那时，中美之间交流还算友好，还能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些问题。
如今，美国国务院已经把限制中国学生赴美学习理工科专业摆上了桌面，也算是遏制中国做到了要“从孩子抓起”、“从教育抓起”。但是坎贝尔先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中国大多数优秀的留美学生，特别是理工类博士生，毕业后大部分都留在了美国，在为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服务，这些人恰恰弥补了美国本土学生不愿意学习理工专业的不足。也恰恰是这个原因，网络上有一大批中国人据此批评中国的最顶尖大学北大和清华，说他们是专门替美国培养人才的。
如果特朗普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按他最近在美国国会的政策新提法，他极有可能实施“对内减税、对外加税”的政策组合，也就是说对内进一步降低企业税率至20%，对外把进口关税提高到10%（针对中国为60%）。这一做法如果实现，毫无疑问对中国和全球都会产生持续的结构性影响，这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并应对的话题。这可能也是特朗普相对于拜登而言的一个确定性。说实话，我有时候有点喜欢特朗普，因为我觉得他做事有时有商人的思想逻辑，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有时候或许也会有好的一面，具有商业逻辑可预测性的一面。
不管怎么样，由于美国在经济金融、科学技术、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诸多关键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能力和影响力，中美关系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值得我们努力去维护，形成一个尽可能稳定可测的双边关系。
我们再回到中国，中国作为一个不结盟的全球性发展中大国，崇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不认为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动机和雄心去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安全格局，因为中国并不是现有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受害者，总体上是受益者。
相反，中国近年来提出的许多国际主张，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非合作、全球安全倡议等，更多地是出于公心和善意，希望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中国贡献，提供更多的公共品。中国政府这么做，以至于部分中国百姓都不够理解，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应该投入过多公共资源用于提供国际公共品，而应该将更多公共资源用于国内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
中国眼前涉及的争议性话题，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还有台湾问题等，都不是中国主动挑起的新话题，只是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基本立场，中国并不是改变现状的发起方。对这一点，国外真正了解历史并理性思考的政治人物应该是能看清楚的。
对中国来说，基于我们与全球众多地区和国家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日益广泛的全球性利益分布，中国需要理性而有耐心地对重大国际变量及其趋势进行前瞻性预判，在分析衡量长短利弊的基础上有效加以应对和谨慎加以拆招。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并构建多边、区域、双边发展、合作与安全的制度性机制，加强各个层面的国际交往与合作，主动化解别国对我国的战略威胁、安全担忧和战略疑惑，在更大范围内建立我们的利益共同体和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统一战线。
这个世界毕竟不是铁板一块，即便是西方国家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尽管西方主要国家一直试图形成对华一致的战略立场。中国作为不结盟国家，如果继续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中国只能主要依靠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规则构成的国际秩序，来维护中国日益广泛的全球利益分布。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相对友好的外部环境，将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和繁荣。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的日益复杂和变化，我接触的很多企业界朋友似乎很难理解目前外部环境的巨变，他们也不太能理解近年来我国外交背后的政治逻辑，私底下的议论不少。作为生意人，他们认为中国外交还是应该更多为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服务，为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和布局服务，外交和国际政治作为上层建筑，需要更好地与中国的经济基础相协调，与中国的全球利益分布相协调。有些企业甚至认为，中国的一些重大外交立场在正式明确表达前，应该也听取一些相关中国企业的意见。
我个人认为，面对地缘政治的复杂多变，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实力的大国，需要具备基于实力的外交根基和基本原则，并公开透明地展示给国际社会。在注重元首外交的基础上，中国还应该真正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促进民间外交的要求，促进中国各级政府、各类机构、企业和个人通过扩大并参与国际交往，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来加深中国与各主要伙伴国之间的相互了解。除此之外，中国可能还要特别加强议会外交，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比较薄弱的一环，因为国外的议会作为立法机构，有很强的影响国际关系的能力，是不能被忽视的。
尽管如今的国际变局有对我们十分不利的一面，但我觉得我们也无需悲观和焦虑。只要我们基于自身的实力理性作为，中国无需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大变局中表现出任何焦虑，但也无需过多展示我们的对外冲击性和挑战性，而应该不亢不卑，在练好内功的基础上更多展示出我国寻求多赢的合作性和包容性，多花力气塑造我们自身的软实力。
Q4：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原有的要素优势决定的增长模式和速度都在发生变化，政府提出了基于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您认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的五年规划应该把握并引导好哪些重大转型？
徐林：从中国国内发展环境和趋势性变化看，五年规划涉及的经济社会发展面非常宽、点非常多，乍看起来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需要规划人雾里看花找主流、明方向、确重点、谋举措。
从总的趋势性分析看，中国经济由传统要素和传统优势决定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过去，经济增长不仅从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而且从一位数的8%左右下降到6%左右，并进一步下降到目前的5%左右。要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或延长相对较高的增长平台期，中国面临着增长方式转型和结构加快升级的挑战，必须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而不是传统要素投入的增加来推动增长，提高要素投入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用最流行的话说，就是要实现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结构升级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按照这样的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应该在下一个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五大关键转型，并处理好转型过程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和改革问题：
一是服务经济转型。
服务业产值和就业占比会进一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以更好地满足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下服务消费需求扩大和升级的需要。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进一步建立，国际贸易对增长贡献的降低，国内消费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会进一步增强，其中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会加快提高，从而形成更强有力的服务经济发展动力。此外，制造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会产生更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全面深度融合的格局，也会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的提升，是各国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和必然经历的过程。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具有更大的就业容量，更广泛的城市空间和社区渗透性，以及与城市规模相互支撑、互相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促进服务业更好地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和繁荣城市经济。
服务业发展的根本障碍在于管制过多，也不受各级政府的重视，有些官员甚至认为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为了更好地满足服务消费升级的需要，服务业必须扩大规模、专业细化、品质提高，需要更自由包容、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生态和环境。政府应该通过更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和放松管制，为服务业大发展和服务经济的转型营造更宽松便利的发展环境。
如今我国制造业的整体出口比重接近40%，如果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导致我国制造业出口严重受阻，服务业将在未来扩大就业、减少失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涉及广大居民的就业收入和社会稳定，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因此服务经济的转型在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是数字智能转型。
数字智能技术会更加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大量的创新创业机会和增长空间。中国作为大国经济有着发展数字经济得天独厚的分工细化和应用场景的规模经济优势，在此基础上更容易形成新的竞争力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数字智能领域，中美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未来可能会更加激烈，这一竞争格局使得中国正面临美国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日益严格的技术封锁。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中美在数字智能转型方面有各自的优势，美国的优势在于原创技术创新能力、先进软硬件实力和资本市场强大的融资功能。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应用场景的广泛和规模，以及日益深厚的研发制造能力和追赶能力。美国及其盟友的技术封锁从短期看关上了中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大门，但打开了中国通过强化资源配置加快自主研发和进口替代的另一扇门。这虽然在短期内有损中国在一些领域的技术先进性，但从长期看，由于中国作为大国有足够的科技人才支撑，最终可能强化中国在数字智能技术领域的技术自主性和竞争力，对中国来说也未必不是一种机会。
对这个问题我还想多说几句。我注意到最近召开的G7意大利峰会发表的宣言，特别提到要关注中国的工业发展目标和政策手段，言下之意是西方不喜欢中国日益广泛的进口替代策略和政府支持手段，他们可能很难在逻辑上理解为什么中国要这么做，他们认为中国这么做是在主动寻求脱钩。
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内心都十分清楚：
一是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特别是收入水平的提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快就失去竞争优势，开始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寻求新的增长动能，否则将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这也是《中国制造2025》所追求的工业目标。实际上，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开始从电子消费品、信息技术产品、机械设备、钢铁冶金、材料技术、电动汽车等交通设备、核电设备、新能源设备、民用航空器、生物医药等领域逐步实现了进口替代和升级，并越来越具备出口能力和较强的竞争力，已经对西方国家同类产业构成了竞争压力。
二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冷战结束后，中国一直面临着“巴统”（多边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和《瓦森纳协定》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这种封锁在西方国家眼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却强化了中国产业政策制定者的不安全感和进口替代欲望。封锁和反封锁是相互促进的行为和政策逻辑，对中国人来说至少不应该受到指责。如今随着美国及其盟国针对中国技术封锁的所谓“小院高墙”院子越来越大，墙越来越低，中国企业界已经别无选择，不能幻想着美国的回心转意，只能进一步强化卡脖子领域的技术研发和进口替代，以满足自身正常发展的需要，降低对外进口依赖的风险。数字智能技术领域，恰恰是这样一个中美之间激烈竞争的“战场”，封锁与反封锁将持续展开，最坏的结果甚至可能是脱钩断链。
尽管如此，中国仍需要秉持开放心态，在产业技术进步和科技研发方面开展与所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利合作，相互促进、高效分工、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因为我国的发展事实证明，一个开放的研发体系更有利于科技进步。很多中国企业也认为，当别人试图孤立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能封闭自己，只能更加开放，尽管这不是个一厢情愿可以实现的目标。
更值得中国政府决策者重视的是，数字智能领域涉及的技术面宽点多，技术进步速度非常快，如何构建这个领域的国家创新体系至关重要。作为过来人，我们很清楚传统的举国体制由于决策效率和激励机制的缺陷，不可能适应这一领域技术快速变迁和激烈竞争的需要。即便是构建新型举国体制，也需要在“新”字上下功夫，而不是在“举国”上下功夫。
“新”就是要更好地体现各级政府、市场主体、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各自的功能、作用和分工，政府更多地发挥组织协调作用，重点支持风险较大且效益外溢明显的重大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市场投资机构和企业重点支持商业前景较好的产业技术研发，产学研的结合应该更多靠市场机制和利益机制来连接。
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生态和环境至关重要，开放、包容、协同、活力是关键，特别是对人工智能导致的新事物要有足够的包容和观察期，以形成合理的监管边界，防止过于严苛的不合理监管窒息创新。要允许并支持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以专利等方式作价参股企业、获得研发成果的收益，而不是收紧这些已经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对个人投资者出资进行天使轮投资的，应该按实际投资额实施个人所得税抵扣，激励更多的高净值个人直接投资科技创新和创业。
三是绿色低碳转型。
也就是围绕碳减排和碳中和，对整个经济和社会进行全面深刻的绿色低碳技术改造，特别是在绿色低碳能源转换、制造业低碳转型、城市绿色低碳更新和节能改造等领域，孕育着大量的技术创新和投资机会，涉及的持续投资累计会达到400万亿元左右。
考虑到新能源体系建设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和制造能力领先优势，中国需要进一步在电力电网体制、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等方面推进改革，以更好地适应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体系，加快绿色低碳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此外，还需要围绕动力和储能电池全产业链、光伏发电电池全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氢能利用全产业链、生物质能和生物基化工等，加大不同技术环节关键节点的技术研发和突破，以进一步提高稳定性和效率、提升数字智能水平、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这也是目前很多投资人关注的投资领域。
如果能尽快实现绿能基础上的电气化和电动化，中国不仅可以加快减碳与碳中和的步伐，还可以大大提高能源的自给率，降低对海外能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的安全保障能力。
当然，基于生物质的合成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产业，本质上也属于绿色低碳产业。用生物质材料更多替代含碳的传统化工材料，也有非常大的发展和创新空间，这也是美国白宫确立的战略性产业之一。
在推进减碳技术发展的同时，还要促进碳捕集和碳利用技术的发展，这是重要的碳中和技术途径。在这方面我们近几年已经取得了比较快的进展，最近我看到有国外媒体报道，中国在CCUS（碳捕获）领域的专利申报量已经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作为投资机构，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一类比较靠谱且具有商业前景的CCUS企业和项目了。
四是开放模式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外开放，中国在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面受益匪浅。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向中国输出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中国企业开放国内市场，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0多年里，中国通过国际贸易仅从美国和欧洲获得的货物贸易顺差累计就达到了6万多亿美元。
如今，随着中国产业持续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持续提高，这些西方国家，也包括其他一些国家，开始对中国的产品出口产生了抵触，加之三年新冠疫情导致的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担忧，西方国家试图降低对中国产品和市场的依赖，以提高自身的供给能力和经济安全保障。此外，他们对中国产业的发展模式和企业经营模式也有诸多抱怨，认为中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更多建立在政府支持和补贴基础上，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和贸易扭曲，是不可持续和不可接受的。从G20德国峰会发表的官方文件第一次将自由贸易替换为公平贸易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指责就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说是中国模式终止了全球化进程。
这些偏激的言论多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国际社会不太可能接受与中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以及这种持续贸易逆差背后的本国企业困境和产业工人失业。
对此，中国企业应该用新的开放模式去适应全球化模式的新变化，由追求出口更多产品向出口和出海生产布局并重转变，更多开展海外生产、海外销售，甚至必要时在海外生产，在中国销售，以更加高效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也为相关国家创造相应的就业，为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与此相适应，政府的全方位开放措施不再是简单的对外开放市场，而是要在制度上进一步与国际规则接轨融合，也就是进一步推进所谓的制度型开放。这一制度型开放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就已经启动，当时中国政府对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承诺，对数千部中央和地方法律法规进行了修改，并在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时，都会提交商务部相关司进行合规性审查。实事求是地说，20多年过去后，如今对政策制定和法律法规制定的合规性审查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或许到了重新重视这一问题的时候。主要可能涉及四个方面：
一是要为外国企业、产品和服务提供更符合国际规则的国内市场营商环境，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高水平国际化营商环境；
二是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的涉及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和建设，为中国企业、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海外布局，提供更加安全的有制度保障的国际环境，更好地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全球利益；
三是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数据利用、生命科学、太空探索等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新技术领域，虽然目前正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斥，但也要高姿态地参与到相关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建设中去，避免被孤岛化或被边缘化；
四是扩大对境外主要知名媒体的开放，包括境外互联网媒体的开放。这一开放一般会被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但我觉得一个开放自信的大国无需过于担心这类外来冲击。未来在互联网领域极有可能会被西方国家实施对等开放，如果我们不开放，我们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及其服务，也会难以进入西方国家，而这恰恰是我们国家互联网应用企业的优势所在，中国市场也同样需要这样的相互竞争。
五是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总体上更注重政府单向的治理或管制，不够重视公众参与或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更多注重舆论宣传引导和政府行政管制，对引导社会行为的利益激励机制的构建重视不足。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都特别阐述了通过改革的方式构建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很多举措至今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涉及很多方面，比如重大决策的公共参与机制，这是一种重要的民主决策机制，有利于弥补少数人决策导致的失误和重大利益失衡；比如街道管理、社区治理的居民广泛参与和较大程度的社区主要事务居民自治机制建设，基层社区管理团队的民主选举制度等，过去都在一些地区有过试点和尝试，值得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改进地加以推广；比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智慧化，也就是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等，更加高效精准地实施社会管理特别是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过去也都有较大范围的尝试，并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比如城乡和区域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差异性公共服务待遇问题，由此导致的社会公平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已经产生了持续的负面影响。
说到社会治理，我特别想多说几句财税体制和预算体制的改革，因为财税和预算体制是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涉及全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和利益激励机制的构建，也涉及社会公平正义，涉及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公共资源分配、纳税主体负担、利益分配和调节、创新能力建设和激励、国防和国家安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中国目前的财税体制奠定于1994年，实行中央和地方于不同税种的分税制度。这一制度已经运行了整整30年，其间进行了一些修修补补的改革，但问题也开始日益展现，需要系统考虑其改革。这或许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决定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原因。在新的改革中，有些问题可能已经无法回避：
一是是否要转向直接税为主的体制？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设计基于当时从个人征税的能力和手段不足，只好以从企业征收为主，缺点是企业税负过重，主要表现在企业除了交所得税还要交增值税，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税费科目。如今征税的电子化水平在技术手段上应该足以支撑转向直接税为主的体制。实行直接税的一个后果就是公民的纳税人意识会进一步增强，这里的纳税人意识不仅仅是依法纳税意识，也包括关心自己所纳的税是如何使用的，可能会更多关注纳税人义务和权利的平衡。
二是企业到底应该交什么税，税率是多少？一般认为，我国企业所交税费明目较多，税率偏高。以企业所得税为例，我国税率为25%，比美国的21%高4个百分点，如果按特朗普新的征税改革构想，他当选的话还想将企业所得税进一步降低到20%。中国企业除此之外，还要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亏损了就不用交税，增值税作为流转税，企业不管盈利还是亏损，只要开门运转都需要交税，这会在经营困难的时候增加企业的税收痛苦感。
从国际税收比较角度看，我国的整体税负在全球是偏高的，我记得看过一份材料，综合算下来大概在60%左右，排在全球第12位。企业税负过高还会迫使企业想办法逃税避税。高税负毫无疑问会降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与其允许地方政府采取各种补贴企业的做法，导致国外批评和国际贸易纠纷，还不如主动降低企业税负并直接减少补贴更合理。企业需要交的其他税费，也值得改革时好好清理，做出合理的取舍。
三是要不要开征房产税？房产税是财产税，在美国属于属地税，在哪里征税就用在哪里，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一般占地方政府收入的30%左右。我国土地产权制度不同于美国，居民房产涉及的土地产权只具备70年或50年使用权而不是完全产权，已经在买房时支付过土地出让费了，再征房产税似乎有重复征收之嫌，但这不是根本障碍。可以有步骤地先从到期的土地使用权开始征收房产税。关键是要认证清楚，设计好方案，稳步加以推进。
房产税是重要的直接税，牵一发而动全身，对经济社会影响重大，也难以单兵突进，需要整体考虑。我国房地产景气高峰已过，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繁荣难以再现，需要为地方政府设计持续稳定的税源，否则越来越多的地方财政会难以为继，甚至发不出工资。
四是预算和转移支付体系的完善。各级政府预算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基本没有约束的软预算体制，在地方政府尤其如此。这一软预算体制的好处就是政府做事比较容易，坏处就是“长官”工程较多、政府举债容易失控，百姓福利得益较少。改革的出路可能还是要引入预算编制和决策的民主化，让各级人大在预算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过去我参加全国人大分组讨论时，就曾听到过人大代表对更深入参与预算编制和决策的呼声，一些人大代表反映提交人大审议的财政预算报告太粗，看不明白。得到的回答是预算报告太专业，太细了可能看不懂。人大代表们说，如果担心我们看不懂，可以多花几天时间先培训，再让我们看懂，这是履行代表职责的需要。对中央政府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有利也有弊，但利可能大于弊的改革，值得好好掂量。
中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功能总的说来日趋完善，形成了以一般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功能性转移支付（比如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补充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已经超过了10万亿元，占中央预算支出的比例超过了70%。
如何进一步改革完善现有的转移支付体系，我觉得可能要结合全国统一市场制度的完善，适应人口在区域和城乡自由流动和居住的大格局，以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进一步挖掘改进的空间。可能还要结合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的合理划分，梳理政府间支出责任的合理划分。对那些随人口流动而导致效益外溢的公共服务职责，尽可能实现更大比例由中央政府承担，或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担，并据此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以及相应的转移支付模型和办法。考虑到各地区公共服务的差异化需求，还要进一步减少中央层面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降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
五是对地方政府安排预算资源支持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项目或提供各类政府补贴，要结合相关国际规则和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区域间公平竞争的需要，制定统一的规则，减少因政府补贴导致的产业发展生态受损、统一市场分割，以及不必要的国际贸易纠纷。
财税体制改革话题很复杂、很专业、也很政治，涉及的问题肯定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需要政府组织各方面专家进行系统研究，由包括财税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专业官员共同参与方案设计，绝不能由不懂的人或只片面代表部门利益的人拍脑袋决策。
最后我还要说说人才问题。
一个国家到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到了结构转型升级的阶段，普通劳动力的作用会有所减弱，甚至可以被机器人替代，而人才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五年规划的编制需要人才，五年规划方方面面的实施和发展，更需要人才。这不仅涉及科技创新人才，也包括商业领域的模式开发人才、文化娱乐领域的艺术人才、公共外交领域的国际化交往人才，等等。
更好地发挥人才的独特作用，需要有更加开放包容的人才政策和人才成长环境。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人才政策对人才的要求比较严苛，往往更注重人才作为生产要素的属性，对人才的多样性特征和人才的自我价值实现需求的认识不足，有时候会容不下人才的瑕疵。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会碰到各类人物，知道真正有才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有的时候会特别自我，很多人情商智商不平衡，很难做到四平八稳，如果没有包容的环境，可能在成长的路上就过早被踩踏了。最近俞敏洪说中国缺乏马斯克这类特殊人才生存的生态环境，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最好的做法可能是针对不同领域的不同人才，实施不同的人才标准和差别待遇，体制内的人才可以要求严格一点，党员领导干部可以要求严格一点，体制外的人才要求可以更包容一些，真正做到差别对待、开放包容、宽严有度、激励有效、人尽其才。
Q5：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在不同领域有程度不同的失衡问题，有些失衡问题并非没被认识到或采取措施化解，但似乎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的失衡状况，工作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徐林：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城乡失衡、区域失衡、产业失衡、消费投资失衡、经济社会失衡等等。虽然不同领域失衡的程度各不相同，但我认为失衡的原因基本是一致的。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领域的失衡主要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调节失衡的功能。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价格如果是市场决定的，市场如果是充分竞争的，价格信号会自动调节市场供求关系，从而实现消费需求和供给的相互均衡。这是基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不管市场经济体制前面加多少个定语，都应该维护这一基本的市场经济格局，建立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应该维护市场体制。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把放开价格管制作为重点，体现的也是这种理解和逻辑。
以我国的城乡失衡和区域失衡为例，原有的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体制导致包括人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区域间自由流动受到限制，从而导致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巨大。
不同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如果过大，如果没有劳动力跨部门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就会促使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导致部门间劳动生产率趋同，也就是收入差距缩小。改革开放前，劳动力跨地区、跨部门、跨城乡就业和居住都是被严格管制的，我们外出出差住招待所需要单位介绍信、调动工作需要原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同意，个人的自由选择很小。
改革开放后，恰恰是这一放开，就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和效率提升。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促进了城乡和区域差距的缩小，推动了中国的城乡和区域失衡状况的改善。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由过去的接近4倍，缩小到了2.5倍左右。苏南、浙江等发达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已经缩小至不到2倍，城乡协调水平在全国应该是最高的。城乡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差距也在逐步缩小。
产业结构失衡状况改善也是因为推进了市场化，使得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可以在产业间进行市场化布局，使得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可以引导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合理流动和布局，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协调，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理论，大致也是说的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都知道，由于原有分割制度还在发挥作用，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尚未真正形成，要素流动受到的非市场干扰还普遍存在，在市场失灵领域，政府的作用还不到位，这使得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失衡状况都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当然，对于如何改善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有一部分人认为要全面加强政府的调控。我总体上持相反的观点。我觉得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到位，统一大市场建设也没有到位，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那些可能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如收入分配的二次调节、社会保障网的建设、高风险基础研究和原创性技术研发、统一市场规则和公平竞争的维护等，是真正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领域。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用，而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的作用，这是大的原则。要进一步放开搞活，而不是收紧管死，否则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会逐步丧失。
在具体改革方面，中央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肯定会做出系统部署，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一定会十分全面广泛，但有几个基础性制度重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也可能会在今后具体改革方案的研究设计中涉及：
一是统一大市场制度的完善，是不是能够做到取消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的歧视性待遇，尽快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国统筹，逐步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保障水平差异，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是财税和预算制度改革，是不是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完善税种设置和整体税制，降低企业整体税负，使税收制度更具有国际竞争力，更具合理的激励和调节功能，在此基础上合理划分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让中央政府更多地承担具有跨区域外溢效应的公共服务职责，缩减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比例，引入预算民主决策的制度，改变政府预算软约束状况，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无序扩张，降低政府支出用于经济建设性支出的比例，提高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性支出的比例。
三是强化对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和民营企业家的法律保护，减少政府、公安、司法因各种原因对私人产权处置的随意性，增强私人投资于各领域创新创业的信心和恒心，稳定并夯实国家未来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源泉。
Q6：我们知道，当初设立中美绿色基金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通过中美绿色基金，构建一个中美绿色低碳领域民间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您能不能谈一谈中美绿色低碳合作的一些情况？
徐林：大家都知道，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遇到了很多问题，影响了在很多领域的正常交往与合作。在绿色低碳领域还算是一个例外，至少中美两国政府都表达了在绿色低碳领域开展合作的意愿。双方无论是官方一轨渠道，还是民间二轨渠道，都在围绕绿色低碳领域如何促进中美合作对话。我参加过几次中美气候变化和绿色金融的二轨对话，这一民间对话机制即便是在一轨对话因故停止的情况下，还能不受影响地在线上照常进行。今年还有计划在美国华盛顿地区进行中美线下的气候变化二轨对话。
我个人认为，中美绿色低碳合作的空间是比较广泛的，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围绕低碳技术、产品和服务等领域贸易、投资、科研、标准等方面的合作，形成保障稳定合作、不受政治干扰的制度性框架。但目前这一合作受到美国国内对华政治极化的影响非常大，不容易取得进展。美国对中国新能源技术和产品贸易、跨境投资等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就是一种政治负面影响的具体表现。目前在美国，任何被认为对中国有利的双边合作，即便是对美国同样有利，也会受到明确的政治反对，这是由美国对华政治现状决定的，是一种“美国的政治正确”，短期内可能难以改变。
二是围绕碳交易市场、碳计量标准、碳金融和绿色金融、气候金融等方面的双边合作，双方共同与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有能力和意愿的国家合作，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和发展，就共同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援助方面开展合作，这可以作为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可以承担共同和有区别的责任，通过合作为全球气候变化做出各自的贡献。
三是围绕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绿色节能建筑等领域开展合作。城市和建筑是碳排放的重点领域，占了各国碳排放的一半以上，中国和美国城市绿色低碳更新和建筑低碳节能改造和空间都很大，中美企业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开展合作。
我们中美绿色基金只是一个很小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即便如此，我们也愿意在这个领域与美方相关机构和企业开展合作。最近，我们拟与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处合作，围绕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特别是建筑节能技术等，邀请中美两国建筑领域的相关企业进行交流、研讨与合作，共同拓展城市绿色低碳建设的市场机遇与合作机会。我们拟投资的一家中国CCUS技术创新企业，也在通过贸易为美国生产绿色航空燃油的企业提供上游产品的支撑，并帮助他们降低生产成本。这些中美企业间点点滴滴的合作如果能够按市场供求展开，不受地缘政治的干扰和破坏，可以形成越来越大的规模来满足彼此多样化的需求，其实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作者：徐林、原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司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